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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丈夫 我的蜜月******

范瑞娟(1957年2月)

　　1月1日，这是个多么令人喜悦的日子。旧的过去，新的来临了。我和伯鸿就是这一天结婚。

　　结婚的前几天，我们要到区人民委员会去登记，临去之前，我和他开了一个玩笑。我对他说：“结婚登记处的人为了执行婚姻法，对于男方询问得特别详细，你要小心准备了。”他却若无其事地说：“一切事情都可公开，既合法又合道德，不用愁虑。”我笑了笑告诉他：“人心难测的，就有这样两位青年男女，他们交往了一个时期后，到政府去登记结婚。登记处的人问女方结婚是否自愿，女方没有表示，急得男方满头大汗。最后女的摇了摇头，登记就没有成功。假如我们的事我也摇摇头，看你怎么办？”他调皮地说：“你要会摇头的话，祝英台就不会为着真正的爱情去牺牲了。”我不由得大笑起来，我知道他这句话是因为我经常扮演梁山伯而说的。

　　新房里的重逢

　　结婚，事先没有通知别人。可是，那天上海越剧院的朋友都来了。演夜场的，下装之后还赶到我们家里。尽管我们准备了吃的和玩的招待他们，可是总有一点不放心，因为院里有好些人是闹新房的能手，尤其一个做音乐创作的朋友不好办，只要他在场，非要把人闹得够受不可。为此，在新房里真叫我又喜又怕。可是，事件的发展又往往出人意外，当我担心的那位先生随着众人拥进了新房之后，伯鸿和他都怔了，原来他们是分别了8年彼此不知下落的老朋友。由于这个意外的重逢，这次闹房得以安全度过，我们在大家的要求之下合作穿了针，互相喂了糖，报告了恋爱的经过之后，大家就放过我们了。

　　袁雪芬、傅全香都要送礼，被我阻止了。但送礼的人还是有。最有趣的是我的文化老师，她送给我们一对花烛。这对散放着柔和光彩的花烛，给我们的新房里增加了不少喜悦气氛。当最后一个贺喜的人离开之后，它仍旧燃烧着，按照婆婆的意见，靠近烛台的墙上，悬着一个福禄袋，因为找不到铁剑，我把那把跟着我受尽风霜在舞台上用的铁剑配在上面。

　　有缘千里来相会

　　“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逢，”这是伯鸿刚才回答闹房者的话，它却一直在我心头萦回。我和他在相识之前，已经有了长时间的通信。他的妹妹是我的朋友，通过她使我对伯鸿的家庭，以及他幼年时代的生活，有了透彻的了解，真像我们在一起长大的一样。去年9月，我们第一次相见，不知怎的，自此以后，他的形影深深地刻在我的心头，再也移不掉。终于我和他结成了终身伴侣。

　　对于婚姻问题，我过去的确不打算考虑的。准备趁自己年轻把自己演戏所得积蓄点钱，将来隐避到乡下去度过艺人在旧社会都不可避免的悲苦的晚年。但是，中国解放了，一切都变了。对于整个社会，我由痛恨而热爱，我爱一切，第一次感到生活意志的旺盛。现在，艺术成了我的生命，我要把我的一生，献给祖国的艺术事业。

　　在蜜月里

　　结婚之后，我们到苏州去游玩了几天，然后在上海度过了蜜月。在这些日子里，伯鸿仍到中国青年报上海记者站工作，我每天也到越剧院去。早上，伯鸿知道我睡得晚，又是易被惊醒的人，他总是抱着衣服轻步走到外室去穿。晚上，我回到家里，他已经静静地坐在桌前看书了。他总是把他从书上看到的或者采访中遇见的“故事”一一讲给我听。有时候我们一起去观看越剧，回家以后，我要他提些意见，他却笑笑默不作答。怎么办呢？我就用这样的话去激他：“原来嘛，你对越剧是没有感情的。”于是他急了，不得不将他的意见原原本本地讲出来。他是爱好戏剧的，同时还爱好音乐。当院里正在讨论音乐问题时，我把我的看法提出来和他商量；也是这样，开头他总是默默无声，到后来才将自己的见解详细地发表。我们谈了很多问题，有融洽一致的地方，也有分歧。我们总是这样结束我们的谈论：“我们懂得太少了。”因此，我们有个打算，要大量地买些书，提高我们的业务、知识和艺术修养。

　　我的丈夫

　　我的丈夫是一个对生活并不十分计较、对工作却十分热爱的人。有一次为了添置几件衣服，我拿回几个呢料的样品，问他喜欢哪一种。不料他淡淡地回答：“任何一种都可以。”一个月以来我还不知道他喜爱什么菜，仿佛他什么菜都很爱吃。可是这却使我这个作为妻子的人有些踌躇了。他认为：“我们的生活比过去好多了，不能够因为革命胜利而得意忘形，奢侈浪费。”他平日总是和颜悦色的，可是有一次我见到了他严肃的脸色。我对报社记者约我写稿表示讨厌，认为这是一件麻烦事。他批评我这样是不对的，并要我认真地写好那篇稿子。我觉得他的意见很正确，终于把稿子写成了。原来他对自己的职业是非常敬重和热爱的，这也影响了我，如我曾经考虑过：“现在我演小生，将来演什么角色呢？”在这种问题面前，他是十分果断的，他表示，我应该将小生演到底。我也就决定这样做。

　　慈祥的婆婆

　　1月底，我离开上海赴东北演出。路过南京时，在那里演出了两星期。伯鸿的父亲在南京工作，于是我又有机会和婆婆在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。开始我很担心，婆媳关系不好是常有的事，我的婆婆不知怎样。可是没有几天我就感到我婆婆是慈祥而热心的人，在我演出时间，她经常等候我直到深夜，在我临睡之前她跟我总要喃喃地谈些心里话。我们谈得十分投机，计划着将来如何生活，使每一夜过得都很有趣。我的担心成了多余，很快地我从我婆婆身上找到了我已去世的母亲的温暖和母爱。离开南京的那天，我和婆婆真是难舍难分。眼泪从她老人家眼里流下来，我也哭了。只能硬着头皮背身离开。新社会是幸福的，我在这幸福的社会里又得到了幸福的家庭。可是，我也不能摆脱幸福中产生的苦闷。我觉得自己的才能太少了，我觉得人民给我的荣誉太大了，国家给我的照顾太多了，我担心自己会辜负他们。怎么办呢？我已经定了进修计划，决心不畏艰难努力。

　　(1957年2月)

“汶川哥哥”重回泸定 看望当时抱在手中的小婴儿******

　　“汶川哥哥”回泸定看望他救出的婴儿

　　“汶川哥哥”与他在地震中救出的孩子隔了4个月又相见啦！1月5日的这次重逢让大家都激动不已。2022年9月6日，在四川省甘孜州泸定县救灾现场，参与救援的森林消防员张自立怀抱着一名2个月大的婴儿，小心翼翼地将其转移到安全处，他也被网友亲切地称为“汶川哥哥”。这名被救助的孩子叫杨泽楷，家住泸定县得妥镇，巧合的是，孩子的爸爸也是一名消防员。兔年春节临近，“汶川哥哥”张自立与消防队员们驱车前往泸定县得妥镇，再次抱起了杨泽楷。

　　紫牛新闻见习记者 陈燃 

　　“汶川哥哥”重回泸定 看望当时抱在手中的小婴儿

　　2022年9月5日，四川省甘孜州泸定县发生6.8级地震。在随后几天紧锣密鼓的救援中，发生了许许多多惊心动魄的救援故事。其中，“汶川哥哥”温柔地怀抱着小婴儿，将他转移到安全处的那张照片，曾经让很多人红了眼眶。当时救人的“汶川哥哥”名叫张自立，是四川省森林消防总队阿坝州支队汶川大队的消防员。

　　“当时孩子奶奶抱着他，告诉我他才2个月大，头部有轻伤。我就赶紧从奶奶手上接过孩子，抱着他快速往村外转移。”张自立说。巧合的是，张自立抱着孩子的那一幕被记者拍下，后来这张照片感动了无数网友，因为他是汶川大队的消防员，戴着写有“汶川”字样的臂章，大家就亲切地叫张自立和他的队友们“汶川哥哥”。

　　后来，他们才得知，被救的孩子名叫杨泽楷，他的父亲杨得义也是一名消防员，在雅江县工作，地震发生后他正在另一个地方执行救援任务。

　　张自立告诉记者：“后来，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，也一直想有时间能再去泸定看望他们，但前几个月一直忙着参加救援任务和备战冬春防火期，所以看望他们的时间被一再推迟。”

　　春节前，张自立和队友们终于有了重回泸定的机会，汶川大队的领导嘱咐他和队友们，回去时要给湾东村的村民们带些水果当做新年礼物。临行当天，张自立早早起床把准备给杨泽楷的玩具、衣服和苹果一股脑儿地装上了车。早在出行前，张自立就要到了杨泽楷的身高和体重，买了合身的衣服，而选择苹果则是他和战友们对全体村民们的朴素祝福，“希望他们都能平平安安。”随着离目的地越来越近，平时少言少语的张自立话多了起来，“特别期待，想看看小家伙现在怎么样了，还认不认识哥哥了！”

　　另一边，孩子奶奶杨先琼早早地就站在得妥镇卫生院门口迎接他们了。走到他们租住的房屋前，孩子爸爸杨得义正抱着小泽楷在楼前等候，张自立走过去，和孩子爸爸打了声招呼，然后温柔地抱起小泽楷。如今已6个月大的小泽楷特别乖巧，还伸出小手想去拿张自立胸前的中国消防救援队徽，“你还认得我哇，杨泽楷？”张自立开心地逗着杨泽楷，时隔4个多月的重逢，没有什么比看到孩子红扑扑的笑脸更令他开心了。

　　汶川地震时他曾被救援 如今他成了救人的消防员

　　张自立将此前获得的2万元钱公益基金以“汶川哥哥”的名义捐给了杨泽楷。孩子的家人连连感谢张自立和他的队友们，张自立说：“我6岁的时候，经历过汶川地震，那时候我家里的房子都倒塌了，是解放军和消防员赶来救援，为我们搭起了帐篷，送来了生活用品。我一直记得特别清楚，也特别感谢他们，这些年，大概也是那种力量，促使我长大成为了消防员吧！也许未来某一天，小泽楷也会想成为一名消防员呢！”

　　张自立和队友们坐着车子离开时，看着车窗两边的房屋和道路，颇有感触：“如今路修好了，路边的房子也在重建，相信大家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的！”

　　（文图：赵筱尘 巫邓炎）